在我眼中，老爸是一個平凡的偉大人物，文武雙全。韓國唐手道黑帶教練，留美語言學碩士，80年代曾任董總高等教育升學輔導主任，90年代任教於國際回教大學，直到退休。
他其实是一名英校生，華文靠讀夜校。自小在霹靂州怡保兵如港長大，思想左傾，乃社阵的同情者，結婚後家裡有些禁書，嚇死我媽媽，而我三兄弟，只有我對他的禁書有興趣，所以我「政治早熟」，我今天對國陣恨之入骨，都是我老爸自小給我的「政治教育」。
我除了繼承他的左傾思想，也因為耳熏目染，對功夫和李小龍也發生極大的興趣。三兄弟當中，也只有我一人習武，這些都是我老爸給我的基因，從習武中培養了我剛毅，自律和倔強的性格。基於老爸也是李小龍迷，2005年11月，他去香港的那一趟旅程，是他最開心的假期，因為他除了參加了我在中大的博士畢業典禮，也參加了「世紀之星李小龍銅像」在香港星光大道的揭幕儀式（我是項目經理）。他對我的兩項「小小成就」感到無限的欣慰和自豪！
我老爸在70年代（我讀小學三年級）毅然去了美國留學，據悉他開始接觸美國新左派的思潮（從他自美國海運回來的藏書可以判斷），這對於「修正」他中學時所接觸的中共式社會主義信仰應該有所啓發。當然，他對中國的情意節依然很深，「六四事件」他情緒波動，在電視機旁我們父子都有爭論，也有流淚。
我還記得當年我在南方學院因紀念林連玉而被院方開除的那一場學運，我出水痘依然堅持絕食，馬來學系和電腦系的同學都落髮來聲援我，我老爸被院方請去新山「載我回家」。他和院方談判時怒髮衝冠，嚇死黃復生理事長和張瑞發院長，他談判後出來告訴我說：「阿耀，能堅持就頂下去，干正義對事，就不要害怕犧牲！」
今天我們父子倆依然相信社會主義，不只是相信，我們還實踐之。我在行動黨內之所以願意為同志們做嫁衣裳，以「自由人」而非「候選人」身份到處站台，我從不和他人爭議席，不謀什麼安全區，因為當議員不是我社會主義鬥爭的唯一選擇，一句話，我不是搞政治的，我是獻身民主運動的。
我有更宏偉的價值理念，那就是我老爸自小教我的八個字：「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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